昭君怨汉·王嫱注释


(1)维:在。(2)潮州:州名,治所唐时海阳县(今广东潮州市),辖境约相当于今广东省潮州、汕头、揭阳和梅州、汕尾市一部分地区(李宏新《1991:潮汕分市纪事》)。刺史:州的行政长官。军事衙推:州刺史的属官。(3)恶溪:在潮安境内,又名鳄溪、意溪,韩江经此,合流而南。(4)食:吃,食用。(5)列:同“烈”。(6)罔:同“网”。擉(chuò):刺。(7)蛮:古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。夷:古时对东方少数民族的贬称。楚、越:泛指东南方偏远地区。(8)岭海:岭,即越城、都宠、萌渚、骑田、大庾等五岭,地处今湘、赣、桂、粤边境。海,南海。(9)今天子:指唐宪宗李纯。(10)禹:大禹,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。曾奉舜之命治理洪水,足迹遍于九州。故称九州大地为“禹迹”、“禹域”。揜:同“掩”。(11)扬州:传说大禹治水以后,把天下划为九州,扬州即其一,据《尚书·禹贡》:“淮,海惟扬州。”《传》:“北据淮,南距海。”《尔雅·释地》:“江南曰扬州。”潮州古属扬州地域。(12)睅(hàn)然:瞪起眼睛,很凶狠的样子。(13)长(zhǎng):用作动词。(14)弩(nú):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,泛指弓。(15)伈(xǐn)伈:恐惧貌。睍(xiàn)睍:眯起眼睛看,喻胆怯。(16)鹏:传说中的巨鸟,由鲲变化而成,也能在水中生活。见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(17)冥顽:愚昧无知。

昭君怨汉·王嫱译文


  某年某月某日,潮州刺史韩愈派遣部下军事衙推秦济,把一只羊、一头猪,投入恶溪的潭水中,送给鳄鱼吃,同时又警告它:  古时候的帝王拥有天下后,放火焚烧山岭和泽地的草木,用绳索去网捉、用利刃去刺杀,以除灭虫、蛇等那些给人民带来危害的动物,并把它们驱逐到四海之外去。到了后世,帝王的德行威望不够,不能统治远方,于是,长江、汉水之间的大片土地只得放弃给东南各族;更何况潮州地处五岭和南海之间,离京城有万里之遥呢?鳄鱼潜伏、生息在此地,也就很自然了。  当今天子继承了大唐帝位,神明圣伟,仁慈英武。四海之外,天地四方之内,都在他的安抚统辖之下。更何况潮州是大禹足迹所到过的地方,是古代扬州的地域,是刺史、县令治理的地区,又是交纳贡品、赋税以供应皇上祭天地、祭祖宗、祭神灵的地方呢?鳄鱼是一定不可以同刺史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!  刺史接受天子的任命,镇守这块土地,治理这里的民众,而鳄鱼竟敢不安分守己地呆在溪潭之中,占据一方吞食民众、牲畜、熊、猪、鹿、獐,来养肥自己的身体,繁衍自己的后代,与刺史抗衡,争当统领一方的英雄。刺史虽然驽钝软弱,又怎么能向鳄鱼低头屈服,胆怯害怕,给治理百姓的官吏丢脸,并在此地苟且偷安呢?而且刺史是奉天子的命令来这里当官的,他势必不得不与鳄鱼讲明道理。  鳄鱼如果能够知道,可要听刺史我的话:潮州这地方,大海在它的南面。大到鲸鱼、鹏鸟,小到虾子、螃蟹,没有不在大海里归宿藏身、生活取食的。鳄鱼早上从潮州出发,晚上就能到达大海。现在,刺史与鳄鱼约定:至多三天,务必率领那批丑陋的同伙南迁到大海去,以躲避天子任命的地方官;三天办不到,就放宽到五天;五天办不到,就放宽到七天;七天还办不到,这就表明最终不肯迁徙了。这就是不把刺史放在眼里,不肯听他的话。不然的话,就是鳄鱼愚蠢顽固,虽然刺史已经有言在先,但还是听不进,不理解。凡对天子任命的官吏傲慢无礼,不听他的话,不肯迁徙躲避,以及愚蠢顽固而又残害民众的牲畜,都应该处死。刺史就要挑选有才干有技能的官吏和民众,操起强硬的弓弩,安上有毒的箭镞,来同鳄鱼较量,一定要把鳄鱼全部杀尽才肯罢手。可不要后悔啊!

昭君怨汉·王嫱赏析


  《祭鳄鱼文》,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中原名《鳄鱼文》,但在《古文观止》中,则用此篇名。这是由于不少论者认为这是一篇祭文,或是一篇对鳄鱼的檄文。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将《鳄鱼文》写成《祭鳄鱼文》或《驱鳄鱼文》。(陈新璋《也谈韩愈驱鳄及其“鳄鱼文”》)   公元819年(唐宪宗元和十四年),韩愈因谏迎佛骨,触怒了唐宪宗,几乎被杀,幸亏裴度救援才被贬为潮州刺史。据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说,韩愈刚到潮州,就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,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。于是写下了这篇《祭鳄鱼文》,劝戒鳄鱼搬迁。不久,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,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。这一传说固然不可信,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佳作,体现了韩愈为民除害的思想;文章虽然短小,却义正词严,跌宕有力。又,一般祭文的内容都是哀悼或祷祝,此文却实为檄文,如兴问罪之师,这也是韩愈为文的大胆之处。正如曾国藩所评:“文气似司马相如《谕巴蜀檄》,但彼以雄深胜,此以矫健胜。”   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:“初,愈至潮阳,既视事,询吏民疾苦,皆曰:“郡西湫(深潭也)水有鳄鱼,卵而化,长数丈,食民畜产将尽,于是民贫。居数日,愈往视之,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,投之湫水,咒之。……咒之夕,有暴风雷起于湫中。数日,湫水尽涸,徙于旧湫西六十里。自是无鳄患。”正是这一百来字的记述,加上韩愈的《鳄鱼文》,就在“韩愈驱鳄”这件事上,千百年来引发了学人几无穷期的纷争,历来褒贬不一。褒之最高的,当推苏东坡,贬之最低的,应是王安石。   许多文人学士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。苏东坡在韩碑上赞扬韩愈:“约束鲛鳄如驱羊”, “能驯鳄鱼之暴”。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《增修韩祠之记》中称颂韩愈“存恤孤茕,逐远恶物”。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《谒韩文公祠》中说:“驱鳄文章非异术,化民诗礼亦丹心”。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。因此,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《题韩祠诗》中写道:“官吏尚镌鹦鹉字,儿童能诵鳄鱼文。”   王安石在《送潮州吕使君》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:“不必移鳄鱼,诡怪以疑民。”后世批判审问者很多,言辞越发激烈。胡他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中指出:“鳄鱼远徙六十里的神语,是韩愈自造的。”1979年,吴世昌则在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--试论韩愈其人》中评说《鳄鱼文》“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、欺世盗名的一篇杰作,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,无聊之极”。郭朋在《隋唐佛教》中甚至说韩愈“堂堂一代大儒、朝廷命宫,竟把一种浑浑噩噩的野生动物,当成谈判的对象。要同他们进行‘谈判’已经是愚不可及了,而最后那种‘选材技吏民,操强弓毒矢’的劲头,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‘堂·吉诃德’了!”